“免费”似乎能使人道精神显得更彻底，却不能引起人们对资源有限性和利用率的重视，相反会激发人的自私心。问题更在于，明目张胆哄抢的乌合之众或许并不会因此而有罪孽感。
最近一段时间，哄抢的现象似乎有增多的趋势。新近的一个事例是，4月24日早晨，北京下起大雨，为方便乘客，地铁15号线国展站准备了7000余件免费雨衣，工作人员发放雨衣时遭一些小贩哄抢。随后，小贩将抢来的雨衣以每件10元的价格转手倒卖。后来，警察抓回5名小贩并没收了全部雨具；再后来，又因涉及金额太低，进行说教后，又把这些小贩放了。
地铁站“本想做件好事”，没想到“被小贩趁机钻了空子”。但凡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并且也遭遇过大雨的人，总能在地铁出口处看见兜售雨具的小贩。现在，地铁站提供免费雨衣，自然就没有人买他们质低价高的雨具，他们自然心有不甘会有所行动，这有什么不能想到的呢？可以说，地铁站虽有提供免费雨衣的预案，却似乎没有保证有序发放的预案，小贩固然哄抢，非小贩也不是没有哄抢的可能。
办一件好事，结果却以闹剧收场，当然令人啼笑皆非。不过，很多的所谓好事，也并非无可议之处。地铁站为乘客提供雨具，使人心生温暖，但为什么一定要免费发放呢？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价值，在于其可循环性和可重复使用性，而免费发放则意味着私人对公共资源的无偿占有，既降低了资源的使用效益，也不利于培养民众的公共精神。如果在服务中导入押金的形式，就既能实现雨具的免费使用，又能实现雨具的有效回收和循环利用。
“免费”似乎能使人道精神显得更彻底，却不能引起人们对资源有限性和利用率的重视，相反会激发人的自私心。既然“免费”，自然是“不要白不要”，大家都来大吃特吃“免费的午餐”好了，这种人性虽说不上多高尚，却也不能说有多庸俗。所以说，制度对人性会发生重要影响。如果说历史上真的存在过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美好时代，那也有制度的功劳，而不纯粹是自然人性或教育感化的结果。
哄抢是现实人性的大暴露，只不过发生在特定的场景又具有极端的形式，才格外引人注意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无论哄抢的主体是小贩或非小贩，其典型性和破坏性并无不同。哄抢虽带一个“抢”字，也不能不说是事实上的“抢”，却往往由于混乱、人多或涉及金额小而逃脱处罚，但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。问题更在于，明目张胆哄抢的乌合之众或许并不会因此而有罪孽感，只要有机会，他们仍将选择哄抢。在这种情势中，一些潜在的哄抢者，也很可能加入哄抢的行列。
真正使人触目惊心的，不是小贩对地铁免费雨衣的哄抢，而是随机性哄抢。本月中旬，在云南某高速公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车上两人当场死亡，车上所拉货物散落一地，附近村民不听民警制止，到现场哄抢货物，24名哄抢者已被行政拘留。本月上旬，福建有一个从银行取了8000元现金回家的人，搭乘摩托车突遇车祸，车翻人伤，血染山野，钞票漫天飞舞，一些行人冲向钞票哄抢，幸亏有关部门及时出动，才化解了这起可能人财两失的事故。在车祸现场，哄抢者根本不管他人的死活，根本不顾受害人及其家属雪上加霜的感受，他们的眼里只有哄抢物，他们到现场、在现场的唯一目的就是哄抢。人性的冷漠与堕落莫甚于此。
在云南的案例中，办案民警提到，哄抢者基本上都是文盲，这与北京案例中的哄抢主体为小贩似乎呈现出某种暗合。然而，哄抢果然与文化程度有关吗？明代大儒王阳明曾与一个聋哑人笔谈：“此心若能存天理，是个圣贤的心；口虽不能言，耳虽不能听，也是个不能言不能听的圣贤。心若不能存天理，是个禽兽的心；口虽能言，耳虽能听，也是个能言能听的禽兽。”更何况，哄抢不止一种形式，举凡集体瓜分国有资产、利润，三三两两公款出国旅游，隔三岔五公款大吃大喝，一人做官全家揩公车的油，又何尝不是哄抢？按照王阳明的逻辑，没有了天理良知，衣冠也一样是禽兽。
无论是人前的哄抢还是背着人的哄抢，无论哄抢的是雨衣还是公款，哄抢者的人性表现并无不同。孔子说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其实，真正的底线是良知。人若无良知，“信”固然无从谈起，且将无利不图、无恶不作，罪孽深重却不自知。